公平會開罰foodpanda有限制競爭之虞  問卷調查僅訪查餐廳 未調查消費者 代表性不足｜生活

外送平台富胖達（foodpanda）公司規定合作的餐廳業者，在平台刊登餐飲價格必須和店內價一致、不得拒絕客戶自取，遭公平會認定有限制競爭之虞裁罰200萬元，台北高等行政法院昨天開庭審理foodpanda抗罰案。前公平會委員、台北商業大學副教授李禮仲認為，公平會依據餐廳業者的問卷調查，但回收問卷數僅佔0.04%，代表性明顯不足，甚至未調查消費者意見，正當性遭質疑。

2年前，foodpanda規定要求平台餐廳的外送餐飲價格必須與店內價一致，這項有利消費者的措施，卻遭公平會以「有限制競爭之虞」開罰200萬元。公平會作出這項裁罰，是依據2019年10月與2021年5到6月，對foodpanda的6萬多家中約200家合作餐廳兩度進行問卷調查，宣稱站在餐廳業者立場，決定開罰。

公平會2019年首次問卷調查僅發出130份、回收36份，2021年問卷僅發出94份，回收28份，回收數占總家數分別只有0.06％、0.04％；相關問卷僅訪查餐廳業者，未調查平台另一端實際使用的消費者；且第一次問卷調查，半數回收問卷的餐廳業者認為「foodpanda店內價措施對其沒有影響」，但公平會忽略此一對foodpanda有利事證，取得餐廳業者與foodpanda的契約書作為開罰理由。

李禮仲副教授指出，公平會過去曾援引問卷調查，對連鎖業者做出裁罰處分。以最高行政法院108年度判字480號判決為例，遭公平會裁罰的業者旗下有4千多家加盟店，公平會當時對部分加盟店發出問卷，實際發出220份、回收34份，回收數占總家數0.85％，法院最終仍以問卷樣本數量太低、不具代表性為由，認有重大瑕疵撤銷公平會的原處分。相較之下，foodpanda處分案的問卷結果代表性更低。

李禮仲表示，討論商業行為是否會出現《公平交易法》所稱的限制競爭效果，一般可從3個面向著手：第一、是否藉以排除競爭對手，例如限制既有競爭對手爭取餐廳業者合作的自由，或是限制其他潛在競爭對手，阻斷其進入外送市場的可能性；第二、是否會促進其他競爭對手決定共謀或出現聯合行為；第三、有無影響到消費者福利，包括提高價格等。從事實面來看，foodpanda的訂價行為未出現以上3個面向的效果，訂價行為造成的市場競爭傷害，也不明顯。

李禮仲認為，在foodpanda處分案當中，公平會似乎只看到餐廳業者與店內消費者的權益，卻未兼顧平台消費者的想法與利益，平台經濟只看一邊是危險的，面對餐飲外送平台這種新興議題，公平會在做出處分之前，未舉辦任何座談會，也未深入瞭解商業模式背後「當事人的意圖、目的，商品、服務的特性」，正是因實質程序明顯不夠完備，才會招致執法不夠謙卑與不完善的質疑。公平會應負擔更大的說明義務或舉證責任，透過更紮實的論證、更翔實的具體事證，才能加以定罪。